4月16日下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翟学伟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作“本土学术概念的提出和建构：以人情与面子为例”的学术讲座。此讲座是研究院“学思讲坛”系列学术活动的第二讲，由夏正江教授、范为桥教授与谈，王洁教授主持。翟教授的讲演涉及建构本土概念的意义、本土概念的类型和特点、建构的艰辛过程，蕴含着一位学者建构社会学本土话语体系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下为讲座实录，内容略有改动。本文为下篇。
图 翟学伟教授
刚刚都是在一个比较抽象的层面上来讲的。我们现在来看从一个现象中如何慢慢地提出我们的概念。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报道，里面用了一个中国的概念——面子。当然也可以加上两个字，称之为“面子文化”。因为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个面子无处不在的社会，所以没有人去定义它，我们就心领神会了。可见中国一切关于文字的描述、现象的描述都不要去定义，只要你活在这个词语当中，活在这个文化当中，活在这个语境当中，不用人家解释什么意思，你也知道他说的意思。
案例：近来浙江某农村一个村庄内拔地而起多栋装修气派的别墅，这些别墅占地面积至少300平米以上，高达5层，造型似宫殿，外墙精美的瓷砖煜煜生辉。可这些装修款逾百万的别墅内竟然大都无人居住，院子布满杂草，鸟鼠做窝，甚至小偷光顾的次数都比主人要多。据了解，别墅的主人都在外地打工，租住地下室，每天省吃俭用，每日每夜的赚钱只是为了还建造和装修别墅的钱，或者让空着的别墅再奢华一些。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大家争建别墅，即使自己一年住不了几天，即使要负债累累？
这是一个现象。我们马上就可以在记者的水平上把它一拎——农村“面子文化”令人愁。但是作为学术，概念才是基础，这个概念的背后才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可以把一万个关于面子的故事摆到这个标题下面，但问题是这一万个故事都在反映中国生活中的面子含义。那么按照西方人的想法，你就得告诉我“面子”是什么意思，一个做中国社会或者中国人研究的最基础的、最小的单位就出来了，“面子”的定义。接下来怎么继续呢？
“潜规则”这个词你们可能听说过。《潜规则》那本书里面就讲了二十多个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中国社会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叫“潜规则”。假如作者能在“潜规则”概念的基础上继续做研究就好了。可他书里面有定义吗？内涵外延在哪？命题是什么？命题和命题组合成了什么样的理论？都没有，所以潜规则就是一个概括某种现象的概念，无法继续研究。
那么，同样情况，我们怎么来研究人情面子的问题呢？其实大家不在社会学界可能不清楚，“人情”、“面子”在八十年代有学者已经研究过了，就是黄光国教授（编者注：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致力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和实践），他做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叫《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我看了那篇《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以后，决定做人情面子，然后就找到了这篇论文。八十年代末大陆和台湾之间交集都没有，台湾地区出版的书不容易看到，我也是费了很大功夫才读到。
图 黄光国（1945年—）教授及其代表作（图源自网络）
八十年代末，我终于有机会拿着这本书在家反复看，那本书启发了我，我终于知道研究人情面子里面的参考文献有多少，也从中又得到了几十篇文献。如今我也跟黄光国非常熟了。但我现在认为这个模式做得不好。他的研究最大问题在哪？他的人情面子背后全部是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来支撑的，而没有在中国文化内部来建构理论。他用了四个西方社会学概念来说人情和面子，我觉得这个不对。那按这个说法，把西方的理论一抽掉，中国本土概念就垮掉了。这个大的思路是有问题的，说不定我们将来要搞概念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当一个本土概念拿来以后，心里面虚，最后找一个西方概念撑在里面才让本土概念说得通。黄光国当时用了四个理论，全是西方的：符号互动论、社会资源论、社会交换论和社会正义论。如果把这些抽掉，那人情和面子的本土意味到底讲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很危险。但是美国人一看用四个西方理论解释了一个中国现象，会很认同。
这些理论西方人都懂，但他们不懂的是中国现象。如果用四个理论一整合就解释了人情和面子，那中国人的特殊性背后也是他们西方人提供出来的普遍性理论。这是从西方人做研究的角度来看。所以这四个理论能说明中国人的人情和面子吗？不能。那到底什么能说？要在这个概念的后面建构本土理论，这是我觉得要做的事情。难度就是这么出来的。
其实本土化的学者的思考也不是完全一样，内部的争论也很大。像台湾的心理学界在用实证主义来处理中国文化的这些概念，用量表来测量，但是中国的本土概念能这样去测吗？这样的过程就使得研究的探索性和创新性没有了。如果理论、方法、量表的编制都没能变，只是一个概念西方人没有听说过，这就叫本土化，这是不可以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要想搞清楚人情和面子，它涉及两个中心及两个需要支撑它们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我们搞不清人情和面子的时候，可以先把它两个支撑概念搞清楚，就是关系与权力。
要想搞清楚人情和面子，你先要懂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又要懂什么是中国的地方社会网络。懂了地方社会网络，又要知道这个网络不是社会资本。为什么不是社会资本？因为社会资本不讨论关系和权力，而中国人谈网络，要谈关系和权力。这还不够，你懂了关系和权力，最后才有机会来接触到人情和面子，这就是我层层把它放到中国的语境中去讨论的原因。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搞一个脉络。脉络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回到人情和面子是什么上去。
图 面子、人情与社会网络构造
我们怎么样来提炼呢？我觉得第一个需要提炼的地方，就是要告诉所有坚守普遍性的人，中国人的行为和西方人在市场中找到的经济理性是不相符的。比如说人情面子有可能被人们用个西方概念——炫耀性消费或者炫富来指代，这就犯错了。我们要从报道中敏锐地看到：一个在外地打工时只吃咸菜白饭，这样的生活有面子吗？当然没有。但为什么可以照样过这样的生活呢？因为外地打工者已经不在自己的地方网络里面，我不在网络里面，丢人现眼无所谓。但是我为什么要在家盖豪华别墅呢？因为我这个房子是盖在地方网络里面。这是第一步，要把现象里面的几个核心要素抽取出来。
一旦回到家乡，面子就出现了，可见面子只是在家乡人面前才有意义，这句话背后，就是说面子只发生在地方网络里面。接下来，在中国的乡村，普通人家能盖个漂亮的房子就是自己证明很有面子，但如果家庭经济实力不够，就向亲戚借钱。一个人能借到钱，而且别人还不急着要账就是中国人最常见的人情。到银行贷款没有人情，因为要写个条子几月几号还，不还就催账，利息还要增加，没有人情。借了以后，被借钱的人还要说没事，没关系，过段时间再说吧，这个里面才有人情。一个记者只讲一个故事，而一个社会学家要把埋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东西扒出来，才有继续讨论什么是人情、什么是面子的可能性。假如一家人没有经济条件盖豪华房子，却非得盖，就会积攒下不少人情债。如果每个人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欠着人情债，那么人情和面子就成了一种看不见的流通货币，每个人都在使用它。
用人情面子来解释，为何没钱还要盖房子？因为盖出一栋漂亮的房子，说明了此家人是面子上的成功者，这里面透露出戏份。什么叫戏份？不是真的，但是必须要演。我讲中国人的脸面观，有学者反驳说上海人的脸面观几乎没有，上海人讲规矩，但是没有脸面观。但是上海人脸面观是很厉害的很呢。假领子就是上海人发明的。民国时候在上海滩穿呢子大衣、呢子裤子做不起。他穷又想穿这样的一身怎么办？那就做两个裤筒子，用背带背在肩上，大衣一裹还是一样的时髦。上海人玩的是聪明的脸面观。只要是中国人，他都会在他的位置上玩脸面观，用这个东西可以分析为什么中国的假冒伪劣，尤其是女性的包包，那么多假的，我们还想买它的原因。你有脸面观，买不起怎么办，买仿冒的，谁看得出来？
这个东西不是说哪个地方强一点、哪个地方弱一点，因为我们说它是中国的，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经常遇到挑战，有些学者会说到北方人、南方人、内地人、沿海人，他们就是想在中国找区域性。但是我觉得，好的研究不要找区域性。中国文化是一个类，中国文化的内部再分很多类，那不是一个社会学家要做的，倒是一个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要去做的。中国人的行为里面都有脸面观，我们要把模型做出来，这个模型你拿到中国的天南海北都能用，这就说明它在中国有普遍性。当然你要问，那么如果出了中国没有普遍性了呢？这个问题我后面也会提一点。
显然人情和面子不能用经济学来讨论，它不符合经济学的任何原理，只显示社会学的意义。也就是一个人一生，要活在其生活的社会网络中才有意义，人情和面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人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如果一个人放弃了对它们的追求，比如平时饭吃的不错，不借钱，不欠人情，不需要辛苦外出打工，但就是不打算盖豪华房子，那么他的人生意义很可能大打折扣。他所在的社会网络会看不起这样的人家，这样的人家自己也觉得低人一等。所以住不住不重要，盖不盖很重要。住不住或这房子有没有涨价是经济学研究的，但是我盖了不住，为此我还吃咸菜，这个是脸面的问题。房子盖成什么样不是出于家庭人口与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要和邻居或者兄弟攀比，这正说明了地方网络中存在着一种权力上的竞争关系。
刚刚讲，没有网络就没有脸面，所以社会网络又受制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儒家文化对人情与面子的影响最大，这里需要解释说明的是社会网络的阶层，其最重要的因素是关系和权力。有一些搞社会资本理论的人不认同我这个观点。我认为不应该把关系放在社会资本里面去说，社会资本在西方的提出有它的合理性，公民社会需要社会资本。中国地方网络的关系让你路路通，做什么事不发愁，是因为里面有权力和关系在运作。社会资本不讨论这个问题。其中关系是网络形成的基础，而权力说明这样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人际关系或社会互动，而是充满了交往中的等级地位、权威及其张力。
通常中国的本土概念没法下定义，但是你要做学术，就必须要有定义，我怎么给它下定义呢？
首先，面子在中国是一个面孔的引申，引申到它变成了一个隐喻，什么叫隐喻？差序格局变成水波纹，就是一个隐喻。君子用竹子来表达是一个隐喻，一个人洁身自好用莲花来表达是一个隐喻。中国人那么多的文化象征符号，说明中国人构筑的文化世界不是西方人用概念构筑的世界。面对此种情况，如果你不本土化，就得借助西方理论，有没有类似的西方理论呢，当然有，这就是戈夫曼(Erving Goffman) 的戏剧论，也叫拟剧论。（编者注：拟剧论是借助戏剧的类比而对日常生活进行的研究，把社会比做舞台，把社会成员比做演员来解释人们的日常生活。）
图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图源自网络）
把戈夫曼的理论套进来，用他建立的概念来对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进行分析，便会沿着自我、面具、前后舞台、表演、戏班、观众等概念来分析。这些的确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人的脸面。中国人做事情有表演性，西方又有戏剧理论，这么一结合，的确面孔后面有自我，面子是一个隐喻，是面具的表达。表达的时候有观众，有一群人陪着你来表达。他们都在促成你表达的成功，这就叫剧班。就像我们看演唱会后面一群群魔乱舞的人，剧班的人促成了最终效果比独唱效果更好。但是后面人再怎么跳，一辈子也跳不出名，因为你是剧班，功劳都归到唱歌人身上去了，这就是戈夫曼的戏剧理论。不仅仅舞台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有主角，有配角。戈夫曼看到面子概念，就提出了戏剧理论，而我们中国人自己，竟然没有人去提出戏剧论。
许多讲西方社会学理论课的老师都讲戏剧理论，就没有说破这个理论来自他在1955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论文《On Face-Work》（《论面子的运行》）其中引用了研究中国面子观的文献。也就是说，很多中国人的特征是西方人帮我们概括出来的，中国人讲了几千年面子，自己没有觉悟，外国传教士一来看这个民族人怎么那么喜欢演戏，那么喜欢夸张，那么喜欢搞得声势浩大，发现中国人特别爱“face”。戈夫曼多聪明啊，他一看这个东西好，面子里面有戏份，虽然讲的是中国人，难道全世界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没有戏份吗？他的理论就出来了。
西方人会抓中国的现象，把它迅速理论化。身为中国的学者，作为一个想做理论的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遗憾。中国的学者怎么了，就不能自己做理论吗？如果我们想研究，可惜他已经提出了理论，我们来不及，也只能去做量表去了。
我今天讲这些看起来很轻松，但这是我二十年的艰难过程。我终于发现戈夫曼的局限在于，外国人没有能力在英文里面区分脸和面子，当他译成了一个英文“face”后，中国人的脸、面目、颜面、脸面、面子、脸皮等全部回到了一个词上面去。所以他必须为了这一个词，去构筑相关的词(自我、表演、前后台等)。但是中国人的展现恰恰不在他说的展现方式里面，必须重回脸和面子的细微讨论，才能帮助你去找到脸面观的秘密。“face”回到中国，它既可以翻译成脸，又可以翻译成面子。可中文中的脸和面子究竟是一个意思还是两个意思，各位如果认为是一个意思，就能回到戈夫曼的理论里面去。但是如果你说是两个意思，就回不到戈夫曼的理论里面去了，那一开始谁说有两个意思呢？这是一个戈夫曼参考过的中国人类学家胡先晋认为脸和面子不是一个意思，他用英文写的论文，却用汉语拼音表示中国人的“face”里面有两个发音，一个叫lian，一个叫mianzi。到了九十年代我开始研究的时候，面临的重要问题是，第一怎么下定义，第二这是一个意思还是两个意思。我思考了一年的时间。我要说它是一个意思，戈夫曼说完了。我要说它是两个意思，比戈夫曼更早的人说完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简直是走投无路。
怎么来找到脸面究竟是一个意思还是两个意思呢？我受了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编者注：Claude Levi-Strauss，法国作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的启发。他指出一个部落中的社会关系及其规范，可以通过排列部落里面的同类词找出其文化特点，这不是定性和定量，是通过词语反映文化。比如说西方人不看重亲属关系，用词语是能排列出来的。西方人在日常会话中亲属关系没有那么复杂，“aunt”、“uncle”、“brother”、“sister”。教给中国孩子，哥哥和弟弟的英文一样，告诉学生英文不用区分，他会有点不接受，明明亲属差别那么重要，为什么可以不区分呢？
图 五服图（图源自网络）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生活是靠五服图的法则。比如说家里面的人去世了，我们中国要披麻带孝，什么叫披麻？什么叫戴孝？不够穿麻级别的人才戴孝。麻越粗越好，说明此人和这个去世人的关系是最亲的，否则说明你跟他的关系非常远。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在过去是很在意的。一队人马吹着唢呐过来，不用去问你是他什么人，用中国人的符号，看他们穿的衣服，马上就知道谁是他最亲的人，亲疏是通过符号识别出来的。
我认为中国人的脸面词汇是可以排列的。为了排列，我买了一堆书：《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儿女英雄传》、《三言二拍》、《红楼梦》。哪里还做社会学，这是看小说去了。为了找中国人大量的脸面词汇，要到最真实的中国的生活里面去收集，甚至人家吵架你要竖着耳朵听。收集这些语言之后进行排列，看到了规律，这就是方法。比如中国人反映脸的词有“面目”，如“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有什么脸见江东父老”和“无颜见江东父老”。面目、脸、颜在中国是同义词，这是排列出来的。无颜见、没脸见、脸皮厚、厚颜无耻，脸皮厚跟无耻是能够进行排列的。中国人讲“脸皮这么厚”，太生活化就抹去了它蕴含的文化，我们要进行还原。厚颜无耻，“无耻”跟“厚颜”是同义词。再比如，“丢脸”就是“丢人现眼”，讲脸的时候也可以讲人。从“脸”出发，排到“耻”、“面目”、“头”、“人”、“颜”。我们发现，中国人在表达脸的时候，大多数都在体现个人的形象特征。
脸面词语的使用有特定的文化语境，能否从语境和故事情节中分辨出脸面的差异是揭示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关键。为什么这么说？当戈夫曼将这些差异合并成英文单词“face”的时候，这些差异就自动消失了。脸面的差异一旦消失，它的理论只能从单一的“face”语意延伸中得到。而我的理解和理论在这开始跟它分道扬镳了。戈夫曼是西方人，他学的西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都想把“face”还原到“self”上面！他的理论重点是研究一个真实的自我怎么戴上面具，在观众面前加以表现，这就是戏的含义。当我看到了脸和面子的差异，我把它们用模型展现出来，则成了脸是反映个体形象的概念，而面子更多反映两个人交往的关系状态。那这样一来就能得到一个模型，脸和面子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它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它是一个连续统。连续统是一个有人格的人，当他想和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中间经历了先有脸再到面子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想和人建立关系，有一个形象的展示过程，有一个对方接受这个形象的过程，也有一个对方接受了以后然后再跟我交往的过程。脸面是一个先后关系。
图 脸面观的统一模式
关系的建立不一定指好关系的建立，是从人格到展示，到对方接纳，到最后建立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有人说这不跟戈夫曼一样嘛？我们继续往下看，不一样在后面。这就需要再谈“人情”。中国人最早的人情跟西方一样，是个体内在的情绪和情感，任何动物到个人都有情绪和情感。但是中国人把人情用于表达我们长久生活在一起的亲情，由亲情再延伸到亲属，乡亲们和陌生人一步一步，像差序格局一样朝外扩张。
西方人在表达脸面的时候，不涉及人情。比如说你天生丽质，又有钱，所以你很风光，大家都很羡慕你，也都巴结你，这个里面没有涉及到人情的事。但是在中国，概念的模糊性在人情和面子中反映出来。讲人情的时候，好像就把面子带进去了。讲面子的时候，人情也进来了。
大量的学术研究在告诉我们，西方是一个个体主义的社会，中国人特别重视关系。把这两个维度代入脸面，就有一个潜台词，西方人如果有脸面观，一定是一个看重“脸”的脸面观，因为“脸”是个人的展现；如果把中国人代入脸面连续统，重视关系的社会一定会更加看重“面子”的作用。所以脸面连续统起初是一个没有文化背景、抽离出来的模型。当我们把它放入个人主义社会的时候，个人会在里面不停地主导，“脸”的重要性就出来了。如果把同样的模型放到一个关系社会的时候，关系在里面不停地作用，“面子”的作用就出来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脸”的作用出来，“面子”就没有了，也不意味着“面子”的作用出来，“脸”就没有了，只是一个更重要，一个次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在脸面观的模式中，西方人的“脸”很重要，“脸”很重要就说明他的形象很重要，形象很重要就说明他的表现欲很重要，表现欲很重要就说明他的自我很重要，自我很重要就说明他的个人很重要。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一个面子的社会里面去看，一旦我们承认了面子很重要，你就会承认这个社会的关系很重要，承认这个社会的权力和权威很重要，承认关系怎么样将会影响到面子大小，以及波及到你的“脸”还重不重要，你的一切中心都在“玩面子”功夫上面。
图 脸面观的异质性模型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打通了逻辑上最难的那一步，中国人的脸面观不在个体展现的连续统里面，它的连续统有了一个翻转。所有的人都认为一个人建立关系要靠个人来打拼，但是有一种社会告诉你其实个人不打拼，依靠关系也可以。也许你会问一个问题，关系的建立也得要靠一个人的本事。有人会来事，有人会花言巧语，不也是他人格的一部分吗，怎么倒都倒不过来，眼看要大功告成的东西又回去了，怎么办？这个时候要想一个问题，当一种关系的建立不靠人格的时候，人格就不起作用了。那我们再追问，什么样的关系建立可以不靠人格呢？天然性的关系。七大姑八大姨跟人格没关系，这就是中国人的血缘和地缘。血缘和地缘让你在“给面子”时候不要考虑有没有“脸”的展示，只要告诉你咱俩是什么（天然）关系就行了。显然，中国的脸面观的原型是靠家谱、族谱、同乡这些天然关系建立的。
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就是开始和戈夫曼进入了对话的阶段。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忽略了观众的重要性。他讲了自我，讲了面具，讲了前台、后台，讲了如何表演。他假定你表演成功，观众就有喝彩的可能，这在逻辑上是通的。但是他没想到有一种文化，就是我表演得烂，但是我私底下都分给大家好处，也就是说，这出戏不是我一个人演，观众也参与到里面来了。“捧场”在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你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你不行说你行，不行也行。这就是中国人的脸面观，把脸和面拉开之后，在里面找到的一个翻转的机会，让西方人知道关系的社会是如何运作。在做给他人看的动机趋势下，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框架不是那么强调自我，认为关系才是社会建立的基石，讲血缘、地缘、家乡共同体等优先于个人的因素。
中国人把脸面浓缩成两个理想型的概念，用的最频的词汇就是“不要脸”和“给面子”。如果一个人因其他人品或表现不好，做了丢脸或者不要脸的事，人们却不谴责他，是因为给了他面子。给面子依然可以让你觉得“脸”没有丢掉。给面子的社会凸显就会让“脸”的作用再降低，就是中国人说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只强调“不要脸”，面子会不起作用，那谁还敢去做“不要脸”的事？这样一来我们反复地思考、研究，最后就把同于戈夫曼戏剧理论的面子理论并可以对话的东西做出来了。
我讲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就是想说明当我们不能给中国的概念下定义的时候，我们依然有机会找到它的中心和边缘性概念，并进行关联性区分，以及我们照样不排除用逻辑进行推导，那当然这个需要下很多功夫。把这些都做完了，再回头给它下定义，就有机会把它讲的更加清晰。我今天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王洁：翟老师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在这样的精彩讲述中我相信各位同学和老师从中感受到了翟老师三十年的艰辛探索。我也感受到在今天这个场合，我们跟翟老师没有人情，但是翟老师给了我们面子。接下来就请两位教授也就这个主题谈谈。
夏正江：这是一场学术的盛宴，今天受到的冲击挺大。翟老师以人情和面子作为一个例证来讲本土概念怎么建构。我以前没怎么思考过这个问题，今天主要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一面听你讲，一面在想我们教育学的问题。我是搞教育学原理和基本理论的，中国的教育学最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日本引进，到后来学苏联，一直没有本土教育学的话语。有很多人一直在讲中国教育学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几年讲的最多的是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自信，好像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要输出的阶段了。
当然一个民族，当它的硬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文化上面确实不能再走移植和引进的道路，要自己提炼自己本土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是蛮困惑，就我们教育学而言，迄今为止我也想不到有多少是我们得到大家公认的本土概念，更不用说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本土化的理论。当然也有的学者试图这样去做，但是创造的本土概念得不到大家认可。有的概念过于本土化，没办法进行沟通交流。但是你刚才讲的内容，我作为一个外行，都能大致听懂并且也能够沟通，因为可能大家对面子、对人情并不陌生。
《中庸》里面有一句话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它把这个“教”字解释的非常透彻，这个应该是中国本土概念。但是这些东西迄今为止怎么去理解它，它本身充满了模糊性、不确定性，意象性强，很难把它转换成西方人也能够理解的概念。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尤其是苏格拉底的对话，讲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德，可以反反复复追究一个概念，然后通过追究你逻辑上的漏洞，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概念。
但是孔子与徒弟之间对话就是一个简单的告诫，直接把答案说出来了，没有几个来回的辩论，逻辑体系并不很严密。这可能也是说中国人没有概念思维，也可能导致我们有点技术发明，但是科学并不发达。
在教育学研究里面，不少研究是思辨的，但是是谈感想，谈体会。这里面没有一个严密的概念，没有理论体系，也没有实证，可能就是说这样不科学。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研究用所谓实证的方法进行，工作方法很精致，研究很规范，但是结论很平庸，我们也不满意，很少感受到一种震撼。卡尔·马克思、布迪厄和马克思·韦伯，社会学的三巨头，他们的研究通过对社会形态的分析，用一些独特的概念，建构一套知识体系，马上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可以影响几百年。当然我不否认在心理学、社会学界用定量研究确实能够得出来一些用常识不能够看到的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一些脑科学研究，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平庸的常识化的东西。反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博士生，我觉得很大的困难就是缺乏理论功底，逻辑思维不够，往往抓不住要点，不能清晰连贯地从概念到命题，到最后的体系生成。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跟今天讲本土概念的建构是有一点联系的。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假如说要建构自己学科的本土概念，到底怎么样处理向西方学习和跟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你这个理论是不是已经翻译成了英文版，在国际上被别人理解和接受？中国人的东西翻译过程中还有文化的阻隔，如何使得翻译的成果被西方人看懂？在向国际学术同行分享的时候，是不是遇到过什么阻碍，怎么能够取得人家的承认，谢谢。
图 夏正江教授
范为桥：首先感谢有机会跟翟老师学习。我觉得学习到了两点，一个是他提到了黄光国、提到了戈夫曼，我们在做研究当中，一定不要忘记要去找我们研究的历史脉络，进行前人文献的分析，从这里面去建构我们的基础和逻辑。另外一点，尽管翟老师在讲本土化建构，但是他开始就是讲逻辑学，这其实是西方的。也就是说我们做研究尽管要去建构我们的东西，但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全球化或者是一个全球本土化的时代，没有必要去为了本土而本土，还是要围绕希望解决的问题入手，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研究。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刚才提到我们中国人讲面子，讲人情。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讲到我们有五胡乱华等，提倡民族的融合，所以才有中国的统一。欧洲为什么不统一呢？他们非常讲究出身，讲究门第，讲究血统。他们是不是也在讲人情，他们各个族群之间不能通婚，所以他们都是小邦国，这是不是也是他们的一种人情。谢谢。
图 范为桥教授
翟学伟：有的问题我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我就随便说了，不一定有那么强的针对性。我觉得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讨论社会科学，一定不是自己关起门来进行，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每次都讲本土化不是国学，这点一定要区分。如果我们把本土化做到国学里面去了，其实不是一个大发展，而是一个大倒退。这就意味着你不要再继续了，因为中国的最顶峰和最有见地的人在过去都已经有了。你只是一个白话文的解释者。
我自己多年的研究体会是什么？今天绝大多数人想出来的、要说的其实古人都说过，只不过古人比较随意，可能一些散文、随笔，有一些师生对话，或者是中国浩瀚的史集里面，包括《二十四史》里面都是随处可见的很精妙的语录。我们今天没有读过，自己想到一个东西特别兴奋得意，以为自己发现了宝。多读了一些书才发现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什么。还有中国的成语和谚语，包括民间的一些俗语也都是很发达的，虽然它没有用科学来指导，也没有实证过，但是有很多说的非常有智慧，而且也能够一再得到印证，现代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到好像总在做古人没有做过的东西，除非今天有很多新的现象，如互联网古人没有。我们比他们高明一点点，只是因为我们有社会科学这样一个学科，只是用定量方法重新证明了一下，而且你证明出来了都不知道古人早就说过。如果单论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方面，中国古代留下来的东西足以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
但是西方人的了不起在什么地方？第一知道逻辑的重要性，第二知道推演的重要性，第三知道证明的重要性，所以研究做的非常规整。还有就是中国人的智慧，要慢慢地随着生活经历、阅历的增加，才能明白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而西方人通过大学或中小学的课堂教学，很多东西不需要去经历，光是学它这套东西，也能获得很完整的知识。所以我们做本土化没有任何要小瞧西方的意思，反而敬佩西方在漫长历史文化中构建出一套知识体系的严谨性、逻辑性和可验证性标准，这是我们都要承认的。所以我每次在讲本土化的时候，都强调中国的文化思想经典我们要学习，但是不能就以为它是本土化的东西，我们要把它转化成社会科学，那怎么转化？用概念，用逻辑，用方法。
其次中国人有太多的思想和智慧，但是中国人不知道理论的重要性，所以今天的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如果是做本土化的话，我认为最终一定要在理论上有突破。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有突破，只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也达到了智慧的高度，但是看看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的东西，就不会觉得中国今天在思想上的高度能高到哪去。我对潘光旦也好，费老也好，一方面是尊重，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的局限就是理论化还不够。但是，我们不能要求那一代人就有理论化。我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后，接受了更加严谨的训练，有了理论化提升的机会，所以我很希望我们这代人里面有人能出来做这件事情。
回到刚刚夏老师所讲的问题，有的学科全部来自西方，它就变成了一个奇妙的现象。我不讲教育学，讲心理学，我认为拿着西方心理学史的架构来分析中国古代心理思想，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也不存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可能性。做社会思想史的人也一样，拿着西方社会思想史的壳子，装中国古代关于天下大事的智慧的讨论，这个也是不合适的。
有的学科被改造得勉强过关。搞哲学的人拿西方的哲学框架来重新理中国的思想，理出了一个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体系，这也是一个西化的表现，只不过今天我们没有人去反对它了。但我最近开了一个很小型的会议，是跨学科的，文史哲加上少数的社会科学，就有人看到了这一点，提的问题也非常尖锐，其实是思想史转换成了哲学。按照西方的逻辑，先下定义，定义的内涵要外延，外延就要分类，等于一个活的动物，把皮毛、肥肉、骨头、瘦肉、内脏分别扒下来让我们分头去了解它们。这是一种了解动物的方法，但是当这些东西构成一个完整的活体的时候，它是怎么活动的？它是怎么思考的？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找到了看世界的方式方法，但不要认为那就是唯一的看世界的方式方法。
就跟你们这边的感受一样，我最近读一些西方人研究中国的书，其实深受启发。西方人都能摆脱西方人的框架，他们能够从中国人的知识和行动，二者合一里面去找到另外一种知识体系，比如说知行合一。而西方人往往把知识与行动分开来讲，先是动机、价值观，然后行动、知识和智慧。西方人因为有逻辑，他总是把一些东西说的很清楚，但实际上有的中国情境中的知识是不能进行这种划分的。比如，孝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概念。有学者研究的时候一方面认为本土化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丢掉西方没办法继续，只好借助态度概念，用西方思维把它分解为认知、情感、意象来了解一个人的态度。但是，怎么从中国人的具体孝道表现去判断这是他的情感、认知还是意象呢？你判断不了。
这在提醒我们什么呢？中国知识的表达方式和划分方式和西方不同，如果这样做了，最精华的部分可能就在分解和操作化的过程中搞没了。这些都是本土化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没有解决的。因此，中国人如果要进行本土知识建构，在方式方法上可能也跟西方不一样。另外回应一点点，我相信教育学里面有本土化的潜力，也能找到概念，只不过下的功夫还不够，或者是工夫不够就先拿出来，但是概念大家一看不行，不能用。
我在探索的时候也并不容易。第一，人情和面子的概念并不是让中国人感兴趣的概念，是西方人坚定认为研究中国就要从人情、面子进来。查西方研究中国的文献，人情和面子出现的概率是最高的。高到什么地步？研究管理学的人考察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学究竟对西方作出了什么贡献，最后发现只有五个本土概念，人情、面子全部在里面，另外几个概念也是跟人情面子是有关的，说明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原创和贡献的确是建立在人情面子上。
第二，我做这个研究十年、二十年的时候，也看不到希望，但是做到第三十年的时候有了转机。国内一些很好的书店出的书，多数是研究西方文化和哲学研究得好，然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解释，中国读者非常喜欢。但是外国的出版商希望出一些不受他们影响而进行研究的中国人的书，倒难得有一些。我的书在国外有翻译，也是一个例子。你要真正做出来让别人觉得好的、独特的东西，而不是西方东西讲得越多学问就越大。
夏正江：我觉得刚才翟老师做了一个很长也非常有针对性的回应。他这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如果有能力做本土概念，发现提炼乃至逐步形成理论，一定是既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本土的东西，又对西方社会科学有深入了解的人。
翟学伟：西方的理论一定要学，还有科学哲学也要学。
夏正江：翟老师今天讲的这个例子就体现出来了这一点，在人情面子这个理论上，也是在与戈夫曼对比的基础之上进行构建的。我想如果没有深厚的社会科学底蕴是不会做到这一步的，可能仅仅就停留在讲故事上面。这就是怎么样做到既构建本土的概念理论，同时又能够被西方社会接纳的答案。
王洁：我自己读了翟老师这本书，也觉得很有感触。我们也很想做概念的本土建构工作，可能就是您说的用功还不够，想的还不够，但是也会继续努力。由于时间关系，这一期的“学思论坛”到这里结束。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翟老师，也感谢各位同学、各位老师的积极参与。
图 讲座现场
【文稿编辑】王靖雯，张文芳，李珍
【校对】张华峰，孙阳
【审核】翟学伟
【摄影】周旭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