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梁晓燕，哈佛大学教育博士，世界银行首席教育专家。她具有30年国际教育发展经验，在教育与技能发展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和实践知识，曾领导并管理多个教育研究和投资项目，涉及非洲、东亚、南亚、拉美和中东近二十个国家。她在非洲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促进南南教育合作，尤其和中国的合作。她专注于可持续教育发展，发表了多部（篇）与教育和技能发展相关的书籍与文章。
编者语：教育优先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核心战略决策。过去四十余年间，中国通过一系列政策构建现代化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历史性跨越。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既扎根中国国情，也与全球教育同频共振。梁晓燕博士深耕于国际教育发展与援助场域，在实践中识别中国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核心政策与经验，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展现一条务实可行、颇具成效的教育现代化之路。
图|梁晓燕博士见证UNESCO-TEC与坦桑尼亚国家教育研究院
建立联合教育研究中心签字仪式
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的经济转型与腾飞广受研究关注，但支撑这一转型的教育与职业培训系统却鲜少受到同等关注。事实上，教育改革一直是中国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产业结构转型、生产力提升和社会流动提供了关键的人力资本支撑。
过去四十年，中国全面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29%到基本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4%提升至50%以上。这些成就不仅是中国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更是在教育质量、制度能力以及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适配程度上的持续提升。
尽管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体制具有特殊性，但其在教育与职业技能培养方面的政策经验，仍可为谋求扩大受教育机会、同时兼顾教育质量与公平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所参考。
中央统筹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教育管理体制
中国教育体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中央统筹、地方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中央政府负责确立发展重点、学习目标、课程标准及最低质量要求，而省、市、县及学校各级则保留自主权。教学内容和方式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教育规划的制订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五年计划互相配合共同促进。
中国实行国家课程框架，设立明确的学习标准并配套价格实惠且符合课程标准的教科书以及国家级和省级云端学习资源平台。发达地区可在满足国家要求的前提下，开发本地化课程与教材。通过合规评估、绩效监测及定向财政转移支付，地方分权与问责制并行，使贫困地区能够达到国家基准。地方政府和学校在教学组织方式上拥有一定灵活性，但需对达到基本质量要求和提升教育成效负责。
这种将自主权与结果导向型监督相结合的模式，既保证了教育体系的一致性与公平，又激发了地方的创新活力。中国体制具备动员全国力量推行政策的独特力量，这在许多国家往往难以实现。
教师是教育体系运行之基
长期以来，中国将教师发展置于教育改革的核心位置。教师职业被视为专业性较强的职业，主要特征有择优选拔、职前培养严格、教师职称体系成熟、在职专业发展尤其教研体系活动常规化且持续化。
其中最具特色且高效的机制是教研组（TRG），它是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教研组是以学校为基础、按学科划分的专业共同体，教师们通过共同备课、课堂观摩、学生学习分析和教学反思，不断改进教学方式。与依赖阶段性培训不同，教研活动被制度化纳入教师日常工作，并与课程与评价要求紧密衔接。
教研组同时发挥着同伴学习平台、教学改进实践平台和质量保障机制的作用。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下，不同学校与区域之间形成纵向联动，并逐步借助数字平台扩大优秀教师的示范与指导范围。这一模式在推广优质教学经验、支持新教师成长以及推动课程改革落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专业化的师范教育体系通过融合学科知识、教育学理论、职业伦理与实践教学经验，进一步强化教师职业素养。教师发展与职称晋升相衔接，并通过稳定的财政投入以及与公务员相当的薪酬政策，提升职业吸引力与社会认可度。相比之下，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仍将教师视为普通一线工作者，专业性地位较弱。
以产教融合、普职贯通发展与结果导向为核心的现代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将职业教育定位为与普通教育并行的教育类型，并不断提升其质量、相关性与社会认可度。国家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提出建设与普通教育地位相当、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
其核心特征是产教融合的制度化。企业参与不仅仅在于提供实习，而是深入到识别技能需求、制定职业标准及共同开发课程，甚至建设产教学院等共同治理模式。教育部门通过教育标准与质量要求保障公共教育目标，职业院校则通过校内实践教学与结构化岗位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落实双重目标。在部分地区，以产教融合区或技能园区为载体的平台，将职业教育与当地产业发展战略相衔接。
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强调普职路径贯通与多元发展。学生可由中等职业教育升入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衔接渠道也在不断拓展。这一安排有助于开放职业教育学校学生的发展空间，缓解社会偏见，并支持终身学习，同时也逐步增强普通教育学校课程的实用导向。
教育财政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职业教育机构不再只依靠政府预算分配的资金，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推行基于绩效的财政拨款和竞争性资助项目来激发职业院校的创新活力。职业院校围绕校企合作、课程更新、师资提升和毕业生就业质量等重点领域竞争专项资金。入选院校获得阶段性重点支持，逐步发展为配备现代化设施、建立紧密产业联系的示范性院校。通过绩效评估确保资源投入转化为实际改进成果，而非既得利益。
近年来，职业教育标准与证书体系也持续完善。政府更新了700余项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使其与新兴技术和国家战略性产业保持同步，涵盖新能源、先进制造业、数字技术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更新后的标准为课程设计、教学实施、评估体系及资格认证提供依据，提升职业资格的通用性与社会认可度。中国在国家体系和地方创新取得了动态平衡，这一点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尤为突出。
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与示范点建设
中国的教育改革策略强调循序推进与示范引领，这与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推进经济改革的逻辑高度契合。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复杂领域，改革并非一开始即全面铺开，而是通过竞争遴选示范院校，集中投入资源和宽松性政策，允许其先行探索改革措施。
通过绩效导向的专项资金支持，这些院校有机会配备现代化教育设施和优质师资，以及更强的产学研联结，被赋予更多自主权，在治理模式、课程设置和合作机制方面开展试点。随后，成熟的实践经验将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而效果欠佳的改革则予以调整或终止。例如，中央及省级政府曾支持多批示范性职业院校和应用型高校建设，为产教融合课程体系、“双师型”教师培养以及岗位学习模式的推广提供了实践基础，这些模式随后通过政策指引广泛推广。
正如经济特区曾在全国推广前作为市场化改革的试验田，示范性职业技术教育及高等教育项目也成为大规模教育改革的试验田，这使政府得以在改革广泛推行前降低实施风险、逐步积累制度经验并系统提升整体效能。相比之下，很多国家往往追求完美的系统设计但难以落实。而中国以实用为导向，通过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了更可持续的改革模型。
以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作为教育转型的加速器
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持续投入，使技术成为促进教育公平的系统性工具，将优质教学资源和教师专业能力延伸至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全国4G或5G网络覆盖率接近100%，国家级数字平台提供与课程标准相配套的教学资源，通过直播与卫星技术，优质教师能够覆盖更大范围的学生群体，由本地教师配合开展后续教学。
近年来，人工智能开始重塑教学模式。部分省份已在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试点，引入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课程内容，包括数据素养、计算思维和基础人工智能应用等内容。在规范人工智能伦理和教学应用的国家方案指导下，人工智能工具正被用于支持个性化学习、教学设计和教师反馈等环节。
图|梁晓燕博士出席UNESCO-TEC举办的非洲教师上海研修班
结语
中国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发展经验表明，通过务实推进与系统性改革，可以在超大规模教育体系中实现规模扩展、质量提升与公平改善的协同推进。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治理结构、以教研组为基础的教师专业发展机制、以产教融合和结果导向为核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及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共同推动了教育体系的持续优化与升级，并有效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更广泛覆盖与公平可及。
尽管各国社会文化背景各异，中国的实践表明，通过循序有序的政策推进、优先发展领域的科学选择以及以结果为导向的实施机制，能够在复杂而庞大的教育体系中，将宏观政策目标有效转化为可持续的教育成果，并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不断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文字编辑 任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