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联邦教育部将“循证阅读教学法”（evidence-based literacy instruction）列为优先资助领域，标志着特朗普政府正式将阅读教育纳入核心政策议程。这一举措与全国范围内兴起的“阅读科学”（science of reading）运动形成呼应，引发了教育界对政策执行细节与潜在影响的广泛讨论。
一、政策核心：从“大五要素”到“回归基础”
根据5月20日发布的拨款优先事项公告，教育部明确将“循证阅读教学法”定义为包含音素意识、解码能力、词汇、语言结构、阅读流畅度和理解力六大核心要素的系统性教学，并强调需使用知识丰富型教材。这一框架直接呼应了2000年联邦委托“美国国家阅读研究小组”（National Reading Panel, NRP）提出的阅读指导五大要素：音素意识（phonemic awareness）、自然拼读（phonics）、流畅度（fluency）、词汇量（vocabulary）和理解力（comprehension），但亦被批评为对复杂研究基础的过度简化。
教育部官员在回应质疑时指出，当前政策已吸纳过去20年的研究进展，倡导将各要素整合为连贯的教学体系，而非孤立训练。然而，纽约大学儿童与阅读教育教授苏珊·纽曼（Susan Neuman）警告，若将教学简化为分模块训练，可能重蹈21世纪初“阅读优先”时代（Reading First）的覆辙——该计划虽提升了学生音素解码能力，却未显著改善整体阅读理解水平。
二、争议焦点：资金削减与研究断层
尽管政策声明强调循证实践，但联邦政府对教育科学研究所（IES）的预算削减已引发担忧。自2023年起，教育部终止了多份由美国有效教育策略资料中心（What Works Clearinghouse，WWC）发布的阅读指导手册，并关闭了区域教育实验室（REL）等技术援助中心。阅读联盟（Reading League）全国项目主任卡里·库尔托（Kari Kurto）指出：“若实践指南成为资助标准，立法者必须恢复对阅读科学的基础投入，否则政策将沦为空谈。”
密西西比州案例进一步凸显了政策矛盾。该州通过系统化干预（包括早期筛查与教师培训）实现四年级阅读成绩显著提升，但教育部部长琳达·麦克马洪（Linda McMahon）将其归因于“回归基础”，而前密西西比州前扫盲主任管克里斯汀·温（Kristen Wynn）则强调：“成功源于预防与干预体系的构建，而非单一自然拼读教学法。”
三、文化响应教学：被忽视的“证据”维度
政策中隐含的“阅读vs.DEI（多样性、公平性与包容性）”对立引发强烈反弹。教育部官员在预算听证会上宣称，拨款将聚焦“有意义的学习”而非“分裂性意识形态”，但学者指出，忽视学生文化背景将削弱教学效果。德州农工大学副教授拉莫娜·皮特曼（Ramona Pittman）以非裔学生英语为例指出：“当教师未意识到学生语言与标准英语差异时，可能将其误判为缺陷，而文化响应教学（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正是弥合这一鸿沟的关键。”
教育顾问扎雷塔·汉密尔顿（Zaretta Hammond）更直言：“将循证阅读与文化响应教学对立是伪命题。阅读曾是维持教育不平等的工具，如今我们需通过文化响应策略激活学生的认知潜能，这才是科学学习的实践体现。”
四、联邦角色的历史镜鉴
联邦政府对阅读教育的介入可追溯至20世纪初，但近年呈现钟摆效应。小布什政府的“阅读优先计划”因财务丑闻与效果争议于2009年终结；奥巴马时期则转向“综合性素养”资助模式，但2024年评估显示，多数州未将“强效证据”作为项目核心。
此次政策转向能否突破历史循环，主要取决于三大要素：一是联邦能否恢复对阅读研究的持续投入；二是“系统性整合”能否超越“分科训练”的窠臼；三是文化响应教学能否被纳入证据标准。正如教育部官员所言：“我们正站在20年经验积累的新起点，但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将理念转化为课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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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2025-05-27
编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周诺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