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题为《童工问题新前沿：数字风险亟待关注》（New frontiers in child labour:Why digital risks demand urgent attention）的简报，旨在探讨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劳动市场并催生新型、隐蔽的童工形式，并呼吁各国劳工部门关注并采取相应行动。
简报指出，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式以及儿童的成长轨迹，这对传统的童工框架构成了挑战。数字技术在拓展儿童学习与表达空间的同时，也深刻重塑了劳动力市场，催生出与数字环境紧密相关的新型童工现象——即“数字童工（Digital Child Labour）”。这些新型劳动形式往往隐蔽性强、跨越国界，且普遍游离于国家劳工统计与监督体系之外。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生态，劳工监管框架与实践亦需与时俱进，以更好维护儿童权益，推动企业在数字环境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但是，国际社会尚未就“数字童工”形成公认定义。简报将其界定为：符合国际公认童工标准，且由数字环境（包括各类平台、应用程序、网络、算法、数据系统或数字支付基础设施）所促成、组织、中介或放大的工作或服务。这类现象涵盖最恶劣形式的童工，例如通过技术手段实施的剥削、贩运或诱导儿童参与非法活动。与此同时，简报也强调，必须将构成童工的数字活动与儿童正常的游戏、创作、表达及其他可接受形式的工作区分开来。目前，关于哪些可接受的儿童数字活动可能触及童工边界，仍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
既有研究已揭示出多种可能与数字童工相关的风险情境：
1.网页平台工作：指平台中介的远程任务型劳动（如图像标注、内容审核、点击农场等），存在违反最低年龄、影响学业及接触有害信息的风险。
2.位置平台工作：如应用程序调配的配送服务。儿童参与可能因年龄不符、夜间工作、交通高风险等构成童工；若涉及贩运或强迫劳动，则属最恶劣形式。
3.网红营销与内容变现：通过广告、赞助将儿童形象商业化，通常由父母主导。若造成持续性工作、影响学业或损害身心，可能构成童工。
4.竞技电竞与直播：涉及高强度训练与粉丝变现。若负荷过大干扰教育或引发职业倦怠，可能落入童工范畴。
5.游戏内劳动与资产开发：包括为出售虚拟资产而进行的“玩工”行为。当游戏呈现持续时长、强制任务或剥削特征时，可能转化为童工。
6.技术便利的儿童性剥削：包括直播虐待、制作传播性剥削材料及经济性勒索，直接属于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7.数字技术便利的儿童贩运：利用平台招募、诱骗儿童实施性剥削、强迫劳动等，构成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8.利用儿童参与非法活动及武装冲突：指操纵儿童从事网络犯罪，或通过数字渠道招募其参与武装冲突，均属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报告指出，当前在应对数字童工方面面临衡量与监管的多重挑战。由于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和操作定义，现有统计体系难以有效捕捉经由数字中介的工作，大量数字劳动游离于传统劳动力市场之外，超出了常规监测视野，而数字环境的隐蔽性进一步加剧了最恶劣童工形式的检测难度。监管层面，现行法律主要针对有明确雇主的线下工作场所，难以适用于分散化、家庭化、跨境且由平台系统管理的数字工作场景，责任主体涉及平台、品牌等多方导致权责模糊，企业也缺乏明确指引。此外，涉及数字技术的最恶劣童工形式往往归口司法与儿童保护部门，亟需与劳工部门强化协调。
为应对上述挑战，简报向各国劳工部门提出以下行动呼吁：
1.澄清概念：明确现行童工标准在数字中介工作中的适用方式，厘清政策边界，避免保护不足或过度干预。
2.更新框架：审视并调整国家法律与检查体系，以《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标准为指导，确立适用于数字环境的年龄等，
3.加强数据：牵头制定操作性定义与分类标准，开发数据收集工具，将数字童工纳入常规调查与行政记录。
4.促进协调：推动劳动法与消费者保护、在线安全、数据保护、平台监管等领域的跨部门协同，并加强跨境经验交流与执法合作。
5.以儿童为中心：依法确保儿童和青少年实质性参与相关研究与政策设计，使其声音被纳入决策过程。
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www.unicef.org/reports/new-frontiers-child-labour
编译自：联合国儿基会官网，2026-02-06
编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沈秋雨
